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《巴黎烧了吗?》的两位作者时说:“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,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,这一点拉莱·科林斯和多米尼克·拉皮埃尔也做到了。”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,因此也效仿先贤,在这几篇文章里,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,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,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另外,再次重申,我不是专业学者。
在研读这些资料时,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,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。比如说,明代采用两京制,南京同样设有六部,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。在丝绢案初稿里,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,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。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,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,颇有实权。再比如说,在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里,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,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,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。
要搞清这些问题,确保细节无误,你别无选择,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。
这些论文旁征博引,推论严谨,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。每一篇论文,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,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。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,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,形成独特的创见。让你拨云见日,豁然开朗。在研读过程中,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“学术共同体”的存在,他们彼此支援、借鉴与启发,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,环环相扣,众人拾柴,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。
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,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。比如徽州丝绢案,研究它的学者很多,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,彼此不通,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只是一个转述者、一个翻译官。我的职责,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,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。
所以这本书的诞生,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。
在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中,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、章亚鹏、李义琼、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。其中秦庆涛将《丝绢全书》全书做了点校注释,是整篇文章的基础;章亚鹏、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,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;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。
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,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。她是这样说的:“希望你能用妙笔,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,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,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。这,也是我的心愿。”